何以廣州 古城址中的變遷密碼　　廣州是一座怎樣的城市？　　自公元前214年秦將任囂建城以來，在2200多年的時間里，她經歷了漫長的繁榮，也經歷過暫時的低谷；充當過排頭兵，也做過中轉站；有著鮮明的海洋性格，又與深廣的內陸連成一體。從兩千多年前南海之濱的那座小小城市，發展到今天數千平方公里面積、千萬級人口的大都市，無論歷史風云怎樣變幻，廣州依然是廣州。　　而廣州文明的源頭遠不止此，至少在五六千年前，人類便已熟練地在這片土地上游走，建立起聚落。　　城市之興，初期的關鍵因素是擇地和功能定位，繼后的發展走向，既與早期的定位相關，也取決于自然環境、技術發展、產業變遷等因素，長期保持“高光”的極少。　　那么，能一直作為“參賽選手”留在賽道上的廣州，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究竟埋藏著怎樣的密碼？她的形態變遷又是怎樣與不同時代的潮流匹配？面向未來，傳統的智慧又能給出怎樣的答案？　　廣州2200多年城址未移、中心無改，世界罕見　　廣州地處中國三大水系之一的珠江入海口，南鄰大海，北通中原。距今五六千年前，此地已有人類聚居生活。先民們逐水而居，向海而生，創造出開放、開拓的地域文化。公元前214年秦統一嶺南，建立蕃禺城；公元226年，三國東吳分交州置廣州；廣州2200多年來城址未移、中心無改，世界罕見。而且“通過海路與世界各地開展經濟貿易交往、技術文化交流及人員和平往來活動，聯通中國與世界，2200余年從未中斷”。　　這樣一種文明的形態，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說蕃禺城的建立標志著廣州真正意義上“城址”的出現，那么在它之前的“廣州”究竟是什么樣子？對后來廣州城的發展，又構成了怎樣的影響？　　“百越”文化圈的形成　　在《何以廣州的考古學觀察》中，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強祿寫道，“隨著進入21世紀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尤其是廣州地區眾多考古發現的陸續面世，讓關乎‘何以廣州’‘何以南越國’的答案逐漸明朗起來。”　　張強祿指出，認識廣州及以廣州為腹心的珠江三角洲的歷史發展脈絡，至少要把它置于嶺南這一面向南太平洋的廣闊區域里去理解。“嶺南”是指北倚五嶺，南臨南海，歷史上含今廣東、海南全部，廣西大部等地的地理單元，是先秦百越族群的主要活動區域之一。　　珠江三角洲是西江、北江共同沖積成的大三角洲與東江沖積成的小三角洲的總稱，是放射形汊道的三角洲復合體，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開始形成，“廣州基本上處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心位置，三江匯總之地，一方面依托三角洲平原可以掌控較為豐富的物產資源，另一方面又是北往、西聯、南下的重要交通樞紐，也是連接東南亞的重要橋梁，具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　　張強祿指出，廣州地區史前和先秦的遺址中，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是位于增江下游的增城金蘭寺第一期遺存，年代約距今6000～5500年，從出土的彩陶等，能看到長江中游洞庭湖地區對其的影響。　　進入到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后段，廣州地區史前遺址的數量和規模都大大增加，如作為“廣州史前文化大發展的開始時期”的從化橫嶺遺址，以及從化獅象遺址，黃埔馬頭莊遺址、陂頭嶺遺址、茶嶺、甘草嶺、沙嶺遺址，白云龜崗遺址，增城浮扶嶺遺址、金蘭寺遺址、松丁山遺址等，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態勢，文化面貌呈現出與長江下游環太湖平原密切交流的特點，能看到崧澤-良渚文化的影子，突出地表現在琮、鉞、鐲環等玉石禮器方面，這也應當是“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的“百越”文化圈開始形成的時期。　　神秘的“夔紋陶古國”“縛婁國”　　夏商時期，以廣州為腹心的珠江三角洲尤其是環珠江口地區，“一方面繼承并發揚其幾何印紋陶、有肩有段石器的‘百越’文化傳統，另一方面經由長江中游地區主要通過玉石禮器穿針引線建立起與中原夏商文明的聯系。”　　西周春秋階段是廣東考古界通常所說的“夔紋陶時期”，社會發展階段已進入“古國”的時代。張強祿指出，就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博羅西部和增城東部的東江下游流域應為這個“夔紋陶古國”的中心區域，博羅橫嶺山墓地為其最高等級的代表。而增江中游東岸的浮扶嶺墓地則是廣州地區規模最大、墓葬數量最多且分布最密、出土器物最為豐富的墓地，清理出近500座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墓葬。這一時期在廣州流溪河流域和增江流域不僅遺址或遺物點的數量大大增加，經勘探發掘確認的單個遺址的面積也比夏商時期的大很多，說明當時人口規模和社會組織結構都有很大的發展。　　考古發現可以證明，進入西周以后，“珠江三角洲首次真正意義上確立了其作為嶺南經濟文化中心的引擎地位。”而從廣州東北方向的博羅西部到增城東部一帶，直至戰國晚期都依舊是珠三角經濟文化中心，或與傳說中的“縛婁國”有關系。　　戰國 嶺南都會的文化基礎和地理因素已具備　　進入戰國以后，嶺南逐漸形成了南越、西甌、駱越為主的三大族群，“而聚居于廣東大部、以珠三角為主要分布區的南越似乎是領跑者，并最終成為秦定嶺南后嶺南三郡中的首郡——南海郡。”張強祿認為，這個時期的文化面貌顯現出東西匯流的態勢，一方面與戰國初期發生在五嶺以北的“楚滅越，越以此散”和楚悼王吳起“南平百越，席卷沅湘”的歷史大背景有關，另一方面也應與距今2500年前后珠江三角洲地形地貌基本成型有關。廣州“三江匯總”之地的區位優勢由此顯現出來，嶺南都會的文化基礎和地理因素都具備了，華夏文明“重瓣花朵”最南邊的嶺南，到戰國晚期基本整合為一個文化圈，秦始皇統一嶺南后，設南海、桂林、象等三郡，不設郡守，由南海尉統制三郡，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廣州），由此確定了廣州兩千年以來作為華南“C位”的基調。　　張強祿指出，從史前到戰國晚期，滄海桑田的歷史變遷，珠江三角洲地形地貌發展定型，同時在長江中游、長江下游乃至中原地區先進文化的長期浸潤和影響下，嶺南大地多樣性的考古學文化和“百越”族群也像滾雪球般不斷整合，大致到了夔紋陶階段的西周中期，嶺南地區就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為“引擎”的發展格局。而最終隨著秦定嶺南，廣州乘天時、地利、人和之便，進一步成為這個“引擎”的中心。　　從“任囂城”到唐五代 慢慢變化的城市　　專家指出，番禺城建設的歷史，始見于《淮南子》《史記》《漢書》等文獻。晉代以后的地方志中，廣州開始以楚庭、羊城（又曰羊石）、南武城、穗城、仙城、任囂城、趙佗城、越城等早期的名稱出現。　　從目前發現的史料和考古出土文物來看，秦漢時期南海郡尉任囂和趙佗所筑的“蕃禺城”為廣州最早的城。任囂所建番禺城（又名任囂城）規模較小，但南臨南海，靠近越秀山、甘溪水道，防御以及取水都比較容易。繼任南海郡尉的趙佗，兼并桂林、象郡后自立為南越武王，以番禺為都，將任囂城周長擴大為十里，總面積約0.4平方公里，約為今天越華路、吉祥路東側、惠福東路、舊倉巷所包圍的區域。　　1975年，廣州考古工作者在廣州中山四路發現南越國宮署遺址的磚石走道，首次確定了南越國都城的真實坐標。據《廣州城防史跡調查與研究》，2000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惠福東路與西湖路之間的光明廣場建設工地發現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上有關樓，也是南越國都城“番禺城”一段南城墻遺址，由此明確了南越國都城的南界。　　2010年-2011年，在越秀區中山四路南側、長塘街西側的東山印象臺建設工地發掘出的一段建于東漢晚期、東晉時加以修補、南朝時又進行過兩次擴建的城墻角臺基址，不但確立了東漢番禺城的東界和南界，而且被發現是建造在河灘淤泥之上，可見當時的地理環境與今天是大不相同的。此前1996年在教育路東側、中山五路南側發掘東漢城墻，當為廣州城西城墻；2005年在舊倉巷西發掘東漢城墻，應該是東漢廣州城的東城墻。　　2010年-2011年，“泰元十一年”城墻遺址的發現，加上1996年、1998年在中山五路南側，2005年在舊倉巷西側發掘的兩段城墻，確認了晉、南朝時期廣州城的西、東、南界。　　隋唐時期，廣州城在原有基礎上略向南發展，城區范圍變化不大。1998年在倉邊路、2005年在舊倉巷西分別發掘了唐代的東城墻；2001年在西湖路光明廣場發掘唐代城墻，應為廣州的西城墻。2004年，在文德北路東方文德廣場工地發現了唐末五代的南城墻。　　從宋到清 城墻的巔峰與“開馬路”的先聲　　宋 “三城”格局形成,奠定此后廣州城的基本格局　　廣州的建城史上，宋代是個格外重要的時期。　　專家指出，廣州瀕臨海洋，每逢夏秋，颶風大雨，經常導致城墻倒塌。北宋仁宗統治時期（1023-1063），嶺南戰事頻繁，由于沒有強有力的軍隊和堅固的城池，宋朝對嶺南的統治遇到嚴重威脅，廣東地方官員奏報朝廷添修城墻。慶歷四年（1044）經略使魏瓘加筑廣州統治機關所在地“子城”。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在子城東面擴筑“東城”，次年又筑“西城”，由之形成廣州“三城”格局、此后相當長時間又多次進行城墻增繕或大修。可惜這座壯觀的城池最終毀于南宋末年的兵火之中。　　1972年7月，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廣州越華路西段，發現宋城墻遺址。城基的底部鋪一層長方形和梯形的紅砂巖石塊。在這層基石之上砌起磚墻，兩邊用磚，中間以殘磚與土填塞。少數城墻磚在扁平一面有“水軍修城磚”或“水軍廣州修城磚”等藏印，說明為當時廣州水軍燒造。有的在磚側印“番禺縣”三字。就目前所知，北宋初年，廣州的子城還是版筑的土城，熙寧元年（1068）始改筑為磚城。　　1998年，廣州倉邊路和越華路交會處、銀山大廈附樓所在地考古發現城墻，應為宋代東城的北城墻。之后，在越秀北路發現宋代東城的東城墻；2007年，在廣州中山四路長塘街西側發現宋代子城的東城墻，等等。而2015年在越秀北路清理出宋代東城的東北角臺基址，確認了宋代東城的東北角，修正了文獻中關于宋代廣州城東界的記載。　　宋三城奠定了此后廣州城的基本格局，三城功能清晰：子城為官衙所在，東城為商業區，西城為蕃漢雜居地，珠江沿岸形成沿江商業區，其總體范圍大約北至今百靈路、越華路、豪賢路一線，南至今大德路、大南路、文明路一線，東至今越秀路，西至今人民路。　　現存最古老的石刻地圖《禹跡圖》（局部），刻于1136年，作者不詳。以今人眼光來看，這很像是一幅尋寶圖。圖上，梅、潮、循、新、端、英、紹等地區盡然涌現，甚至羅浮山也赫然在目，而廣東兩字尚未出現，廣州更只是以“廣”記之。　　元 迄今未發現明確的元代廣州城墻遺址　　元代廣州城池沿襲宋代規制，但城門名稱有改易，如西城的和豐門改為中和門、南門改為小市門、朝天門改為順天門：東城的東門改為正東門；子城的南門改為正南門。后人謂元代“三城低矮”。迄今尚未發現明確的元代廣州城墻遺址。　　明清 廣州城大擴展,迎來新面貌　　明清時期是廣州城的又一次大擴展。明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將宋廣州三城合而為一，并向北擴到越秀山。清代廣州城東到東濠涌、西到西門口、南到今萬福路和一德路、北到越秀山。《廣州城》（局部 佚名），約18世紀，紙本設色。　　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把越秀山上的鎮海樓與禁鐘樓（嶺南第一樓）、海山樓和拱北樓合稱為廣州城“四大崇樓”。鎮海樓被譽為“嶺南第一勝概”，也是當時廣州城區的制高點。咸豐六年（1856），英法侵略軍兵臨廣州城下，清廷在鎮海樓籌議戰事，鎮海樓一度有“籌邊樓”之稱。現鎮海樓旁還保存一段明城墻。19世紀末，清朝文人繪制的一幅山水畫風格的地圖，圖上水道斗折蛇行。圖中可見陳氏書院與廣雅書院已然存在。　　1912年，廣東軍政府發動拆除廣州正東門城墻，是為拆城開馬路的先聲。而“廣州城”也將以另一種面貌，走上不同的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