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師碩儒結廬嶺南大東門有禺山書院 蘿峰山有玉巖書院　　“五嶺北來峰在地，九州南盡水浮天。”嶺南大地倚山臨海，地勢開陽。自古以來，嶺南人納四海之新風、采中原之精粹，融匯升華，自成宗系，形成別具一格的嶺南文化。且務實、開放、兼容、創新之風至今賡續不斷。而其文脈之傳承，實有賴于歷代學者開館授徒，薪火相傳。尤其是書院產生之后，學派紛呈，名人輩出，在中華文化之林中獨樹一幟。　　嶺南文化經緯度　　廣州有兩處早期嶺南“書院”　　嶺南文化源遠流長，根深葉茂；嶺南文化代代相傳，不絕如縷。　　自東漢“嶺海儒宗”陳元首開嶺南人辦學之風，一代又一代名師碩儒，無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己任，紛紛開壇講學，設館授徒。　　東漢末年，番禺人楊孚從洛陽回歸故里，卜居珠江南岸。他見附近有一山崗(今廣州市海珠區漱珠崗)奇石疊起，環境清幽，便結廬其間，著書講學，聚徒授業。漱珠崗從此留下嶺南書院的早期印記。　　三國時期，東吳騎都尉虞翻居廣州。他將第五代南越王趙建德的故宅(今廣州光孝寺)辟為苑囿，世稱虞苑。虞翻是著名經學家，尤精易學，閑暇之余，便在家中講學授徒。史書記載：“(虞翻)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另據記載，虞翻被貶后一直生活在廣州，他在虞苑講學長達30年。　　以當時的條件，一般人辦私學，有生徒百人以上，已是不小的規模。虞翻在家中講學，“門徒常數百人”，可見其苑囿之廣，學堂之大。恐怕連當時廣州城內官辦的州學，也甘拜下風。由此可判斷，當時的虞苑，已初具后世書院的雛形。　　嶺南第一所書院何時何地出現？　　一些研究中國書院史的著作稱，廣東興辦書院，時間上較中原地區約遲了兩百多年，這個結論似乎站不住腳。　　“書院”名稱，始自唐代。我國第一所見于記載的書院，是唐代開元六年(718年)唐玄宗在京城創建的麗正書院。麗正書院后又改名為集賢書院，取“集天下賢才，以濟治于當世”之意。　　從開元六年到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唐朝一共建了五所集賢書院，其中第四所，是當時任集賢院學士的嶺南人張九齡在皇帝御駕東都西返之前，派遣直官魏光祿先入京師建造。　　廣東最早的書院在何時何地出現？近人劉伯驥在《廣東書院制度沿革》中說：“廣東書院，相傳韓文公(即韓愈)謫守潮州時，曾建立書院于城南，聘進士趙德以教其子符命。”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初，韓愈被貶降潮州。他在潮州期間，最重要的舉措是積極辦學。韓愈向朝廷請示在潮州建置鄉校書院，且“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盈余，以給學生廚饌”。又推薦當地進士趙德，讓他主持州學書院，教授生徒。　　如果韓愈當時在潮州所建學校確是書院，那么嶺南第一所書院就是它了，此時距唐玄宗創麗正書院只有一百年。　　不過，有學者認為，韓愈當年在潮州所建書院，“至多亦只為一種書舍而已”。廣東最早的書院，應是創辦于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的英德涵暉書院。后來，又有學者發現，南雄的孔林書院創辦于北宋建隆三年(962年)，比涵暉書院早得多。　　嶺南最早的書院究竟是哪一所？相信隨著歷史學研究和考古發掘的不斷深入，答案會越來越清晰。　　書院，有賞奇析疑之樂　　不僅嶺南地區的書院難分先后，廣州的書院也面臨“誰最早”的問題。　　因古代廣州既有官辦的學校，也有私人辦的書院，一些官學又冠以書院之名，容易使人混淆，所以有必要了解一下書院與官學的區別。　　書院與官學有何不同？　　一提起書院，很多讀書人就“心向往之”，仿佛聞到了陣陣書香，聽到了瑯瑯讀書聲，看到了師生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釋”的場面。和人們想象中一樣，書院確實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教育模式，其管理制度和教學方式，與國子監、太學、州學、縣學等官方教育機構有所不同。嚴格來說，唐宋以后的官學，只是一個與科舉配套的人才選拔機構，只有“課試選廩”之責，而無“教化育人”之實，亦即所謂“課而不教”。而書院的功能，恰好彌補了這一點，正如王陽明在《萬松書院記》中所說：“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　　書院的教學方式，很有溫度。清代學者吳尚友在《回瀾書院記》中說：　　“若夫義學(書院)，萃師徒于一堂，晝有講，夜有讀，講業請益，訂期角藝，無風雨晦明之間，有賞奇析疑之樂。此義學之設，其有裨于生童，與儒學并重而不可缺也。”在名師大儒的主持下，通過講學與研習，振興文教，賡續文脈，對整個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文脈書院 2　　玉巖書院　　前身是種德庵、蘿坑精舍　　一般認為，廣州第一所有文字記載的書院，是禺山書院。但也有人說，禺山書院不是廣州第一所書院，位于蘿峰山的玉巖書院，比禺山書院歷史更悠久。這種說法有無依據？　　如果以正式命名為“書院”分先后，玉巖書院不會比禺山書院早，因“玉巖書院”的名稱，在元代才出現。所以劉伯驥的《廣東書院制度沿革》將玉巖書院列入元代書院。玉巖書院　　但如果把玉巖書院的前身種德庵、蘿坑精舍也視為書院，則玉巖書院的創建時間確實比禺山書院早。　　種德庵是廣州蘿崗鐘姓始祖鐘遂和所創辦。鐘遂和原居花縣(今廣州市花都區)，南宋隆慶元年(1163年)，舉家遷居蘿崗坑村。他早年經商，后又從政，官至戶部司判宣議郎。晚年告老回鄉，在蘿峰山選中了一塊清幽之地，建起一處書舍，名為“種德庵”。并親執教鞭，教育家族子弟及鄉中寒門子弟。　　種德庵具體建于何年已不詳。因鐘遂和病逝于1185年，故可以肯定種德庵建于1185年之前，比禺山書院早二十年以上。　　人們之所以把種德庵視為書院，除了它是玉巖書院的前身外，還因種德庵培養出廣州兩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南宋名臣崔與之和“蘿崗香雪”的締造者鐘玉巖。玉巖書院“種德”門南宋名臣崔與之像　　鐘玉巖是鐘遂和第四子，自小隨父讀書，南宋開禧元年(1205年)中進士，官至兼知政事朝議大夫，晚年辭官歸里。回鄉后，在原來種德庵旁修筑“蘿坑精舍”，至元代其后人鐘復昌擴建并更名為“玉巖書院”。　　游玉巖書院，品“蘿崗香雪”　　建于南宋的廣州書院，唯一留存至今的是玉巖書院。玉巖書院歷經宋、元、明、清四朝，歷代都有修繕，現存建筑為清代中晚期風格。　　書院內保留了眾多珍貴牌匾石刻，如韓愈的“鳶飛魚躍”匾額，朱熹的“忠孝廉節”字匾，文天祥手書的絕句四首木刻，海瑞的聯句，鄭板橋的春、夏、秋、冬四時畫竹刻，張之洞的詩碑等。　　玉巖書院所在的蘿峰山下，就是“十里梅花渾似雪”的蘿崗香雪公園。兩者相得益彰，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和諧統一。　　一座書院，十里梅林，兩種景觀的完美組合，源于鐘玉巖一次偶然的發現。據說鐘玉巖告老還鄉途經梅嶺時，見梅關古道兩旁梅花綻放，花白如雪，便向當地人請教如何栽培梅樹，并將樹苗帶回家鄉，吩咐族人栽培。族人一呼百應，沒多久，蘿崗“鐘氏三十余村皆梅其村”。此后種植規模越來越大，“至冬梅花盛開，則上村下村皆梅，而嶺南嶺北盡梅”。梅林延亙十里，號稱“十里梅林”。至明清，蘿崗梅花聲名遠揚，全國各地的文人墨客紛紛前來打卡。　　欲游玉巖書院，品“蘿崗香雪”，可乘坐廣州地鐵6號線至香雪站F口出，再轉乘公交車幾個站直達蘿崗香雪公園門口。經香雪公園步行約五六百米到蘿峰山麓，就可見到玉巖書院。玉巖書院“洗心池”　　菊坡書院 創建時間仍是謎　　廣州建于南宋的書院，菊坡書院很少有人提起，原因是南宋以后歷代地方志及其他文獻都沒記載。　　菊坡書院的創建人是南宋名臣崔與之。崔與之是廣州增城人，自九歲起在種德庵讀書，鐘遂和對他“視之猶子，提攜曲至，督課準嚴”。　　崔與之和鐘玉巖是同學，他們一起讀書和生活了二十多年。多年后他回憶起這段往事，對鐘遂和及鐘玉巖充滿感激之情。他說：“予少時叨承宣議公(指鐘遂和)提攜訓誨，俾與四兄(指鐘玉巖)同學同游皆在蘿崗也。四兄年則長于予，學問文章則倍于予，而成進士則獨后于予，其殆大器而晚成者也。”　　鐘玉巖比崔與之大三歲，崔與之于1193年中進士，而鐘玉巖1205年才中進士，所以崔與之說鐘玉巖“成進士獨后于予”。　　崔與之字正子，故居在今增城荔城街鳳凰山南麓。他一生戎馬，歷仕南宋光宗、寧宗、理宗三朝四十多年，官至右丞相，謚號“清獻”。傳說崔與之退隱家鄉后，宋理宗將鳳凰山賜給他，并御筆親書“菊坡”二字，崔與之便在此創建菊坡書院。但這所書院具體在哪一年創建，至今仍是個謎。　　崔與之所創的“菊坡學派”，是嶺南學術史上第一個重要流派，對整個嶺南文化、廣府文化產生過深遠影響。宋理宗稱贊他“允文允武，善謀善斷”。文天祥非常敬仰他，稱他“盛德清風，跨映一代”。連明代嶺南大儒陳獻章，也說“平生愿執菊坡鞭”。　　崔與之還開一代詞風，在嶺南影響尤大。其《水調歌頭·題劍閣》是傳世名作。　　禺山書院 廣州第一所有文字記載的書院　　廣州第一所書院，究竟是哪一所？　　廣州的書院，始于南宋。南宋期間，廣州至少有四所書院，即禺山書院、番山書院、蘿坑精舍(即玉巖書院)、濂溪書院。如果再加上建院時間尚存疑的菊坡書院，則起碼有五所。　　其中，濂溪書院(建于1175年)和番山書院(建于1244年)建院時間雖早，但這兩所書院實際上是官辦學府，并非本文所講之書院，故暫且不論。　　人們普遍認為，廣州第一所有文字記載的書院，是禺山書院。廣州市流水井巷道內的“禺山書院”木牌坊　　據志書記載，禺山書院創建于南宋嘉定年間(1208年～1224年)，具體建于哪一年不詳。　　禺山書院的創建者，方志無記載，只稱“梁百揆講學于此”。　　梁百揆何許人也？據《廣東通志》記載，梁百揆字宗盛，番禺人。他出生于詩禮人家，父親梁仲欽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儒者。梁百揆幼承庭訓，勤奮好學，博覽經史。南宋嘉泰甲子年(1204年)鄉試第一，南宋嘉定丁丑年(1217年)中進士，歷任從事郎、太學錄、符璽郎等職。后退隱廣州禺山，從事教學。　　梁百揆于1217年中進士，又在朝廷任數職，退隱回到廣州時，應是1220年以后了。　　禺山書院歷宋、元、明三朝，毀于明末，原址大約在今廣州城隍廟西側。禺山書院被毀后，清康熙和乾隆年間，朝廷積極推動地方官員興辦書院，先后創辦越華書院、羊城書院、禺山書院和西湖書院。重建的禺山書院在大東門內，有講堂、齋舍、廳廚，氣勢不凡。　　學者評價　　“有功名教，著于當時”　　梁百揆以講學著稱，生徒必然不少。禺山書院歷三朝而不衰，肯定出了不少人才。梁百揆逝世三百年后，明代名臣海瑞在禺山書院就讀，后來還為梁百揆撰寫墓志銘，他盛贊梁百揆：　　“番禺梁端懿先生，宋大夫也。當南渡時，不因官爵而變學守，惟以道德而范鄉邦……有功名教，學者稱為‘端懿先生’。……時不我為，勢不我與，端懿先生所以抱病休歸，退隱禺山，明道見志也。先生沒今三百年矣，而先生直聲亮節，百世不朽也。”　　《廣東通志》評價梁百揆：“有功名教，著于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