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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悠久歲月 追溯嶺南先民衣食住行“早期嶺南探源工程”引起廣泛關注 記者獨家專訪考古專家　　10月23日至25日在西安召開的第四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上，眾多考古新發現、新研究成果在引來專家學者熱烈討論的同時，也不斷吸引著公眾的目光。　　而不久前廣東公布的“早期嶺南探源工程”，同樣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從舊石器時代到秦漢，嶺南大地的人類和社會是如何一步步發展的？這里的人們是怎樣匯入歷史洪流的，又是怎樣展開對外交往……　　早期嶺南探源工程重點關注的考古遺址中，列入了廣州地區的橫嶺、浮扶嶺、金蘭寺、陂頭嶺、茶嶺、甘草嶺等遺址，其中金蘭寺、陂頭嶺遺址曾組織過多場公眾研學，許多普通市民在考古專業人士的帶領下，徜徉于這些數千年前先民們活動的空間之中，心里可能也會冒出和記者同樣的念頭：在我們今天熟悉的這個“廣州”形成之前，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小區域里，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活動軌跡是什么樣子？社會是什么樣子？他們怎樣吃、穿、住、行？這些和今天的我們，有著怎樣的關系？　　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張強祿。金蘭寺遺址　　發現　　從“面”到“里”需要長期系統研究　　“早期嶺南探源工程”成果值得期待　　“請問在早期嶺南探源工程的框架中，廣州的地位是怎樣的？”　　“橫嶺、獅象、浮扶嶺、金蘭寺、陂頭嶺、茶嶺、甘草嶺等遺址之間的關聯性是怎樣的？它們和廣州之外的哪些遺址表現出令人感興趣的聯系？”　　“近來，‘橫嶺類型’對于構建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價值似乎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請問這個‘類型’是否已經可以比較明確地確定了？為什么大家那么關注它？”　　“從博羅到增城、黃埔一帶東江下游的夔紋陶-原始瓷文化中心，到后來以番禺城為核心的這個轉移過程，現在有沒有更多的考古發現可以描述它是怎樣發生的？在這兩個核心區生活的古人，是否同一群人？”　　面對記者提出的一連串問題，張強祿說，這些問題有不少正是探源工程想要解答的，所以可能要到探源工程作為一個項目快要結束的時候才能給出答案，“考古要靠材料說話，有什么樣的考古發現，你對它的認識有多么清晰、準確，你才能給出一個怎么樣的結論。”　　近年,雖然廣州地區有了不少重要的考古新發現，但是很多發現對于考古工作者來說也還只是停留在“面上”的階段，比如知道它是哪個時間段，出土了哪些器物等等。這些東西需要進行長期系統地梳理、研究和闡釋，才能慢慢揭示出它們下面隱藏的“內容”是什么。考古發掘現場　　張強祿說，早期嶺南探源工程列入了廣州的這些考古發現，那么說明這些發現應該是能夠在其中為解決至少一部分問題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具體能起到什么作用，現在還說不好。其實之所以啟動探源工程，正是因為我們還有大量的問題沒有解決，許多資料缺乏整理，不少新發現也沒有來得及真正吃透。　　據介紹，“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01年啟動預研究，2004年正式啟動，到了2022年，差不多用了20年的時間，算是有了初步的成果出來，然后才開始逐步向社會做推廣和宣傳。參照它大家就能體會，“早期嶺南探源工程”的成果也不會很快出來，可能至少需要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時間。所以要回答廣州在其中的位置，可能也得等到那個時候再來談比較合適。　　譜系研究　　日益深入細致，越來越多“人間煙火氣”　　早期嶺南歷史圖景描繪現在剛開頭　　那么，為什么類似數千年前乃至更早的古人如何使用禮器，如何制作陶罐，如何在田里耕作，如何結婚生子，如何歌舞娛樂這些問題，會讓普通人也越來越感興趣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隨著近年來考古研究的日益深入、細致，越來越多帶著“人間煙火氣”的歷史瞬間被較為精準地還原，給了今天許多人有代入感的觸動。　　張強祿說，早在2000年之前，考古工作者已經把黃河流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基本建立起來了，做到了八九不離十，“所以它那些發掘出來的早期文明的東西，不管是夏商周還是新石器時代，一看就可以相對比較準確地知道它的年代、它的文化屬性”。長江流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完成得稍晚一些，但在2010年前后也基本做出來了，不同考古發現之間的年代框架、早晚關系，都給弄明白了。所以對這兩大流域的考古在一二十年前就開始進入了社會研究，“也就是你剛才說的那些內容。”　　考古要透物見人，那首先要解決研究對象的時空框架，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去研究背后的人，研究當時的社會，也就是所謂的“歷史圖景”，或者說與老百姓生活相關的社會場景。通過這些，考古工作者才能呈現給大家一個相對比較生動、比較動態的歷史場景，把當時的一些鮮活的東西呈現出來。張強祿表示，“我估計快的話，大概還要五年的時間，慢的話大概需要八年，我們才能夠把廣東的從史前到商周的這個文化譜系、這個時空框架建立到大概90%這個程度。”　　所以張強祿說，現在考古工作者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我們在同時開展很多的多學科研究，收集大量的信息，不停地推進很多方面的研究。但這一切的前提，就是我們首先要去做這個考古學譜系，弄清楚各個考古發現之間的早晚關系。”考古一方面要縱向研究，就好比從孫子追到父輩再追到爺爺；另一方面也要橫向比較，“橫向的話肯定是這家的孫子輩和那家的孫子輩去比，不能說用這家的孫子跟那家的爺爺去比，然后說你看這個孫子多么優秀。”只有在一個相對完善的考古學譜系里面，然后你去研究各個地區的不同的文化面貌，才能有更好的憑依。　　張強祿表示，從長江下游一直到越南北部，屬于一般所說的百越文化圈。這個大文化圈里的不同地域，又有自己的“越文化”特色，構成了很多小的文化圈，就好像今天的廣府人、潮汕人、客家人這樣。而還原這些小文化圈的獨特面貌，可能就是早期嶺南探源工程未來要去做的工作。而現在只是剛剛開了個頭。　　當下　　仍有很多部分有待完整揭露　　廣州近年來有大量的重要考古發現，讓人驚喜，那么，下一步的工作重點在哪里？　　張強祿表示，廣州的大量考古資料確實是已經發掘出來了，但囿于時間、精力和場地等因素，很多還沒有系統地整理、研究，“很多我們現在只能說是知道了它的時期這樣一些基本的信息：這座墓是4500年前的，出土了些什么東西，器物的特征是什么，器物組合代表了墓主是個什么身份，跟這個墓同時期的還有一些什么東西；那座墓是3800年前的，這些方面的情況又是怎樣的，等等。”　　可是比如說，一個墓地可能是有100多座墓都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那它們當中又有哪些大致是同時期的？它們的時間間距可能只有個三五十年，那我們可以根據它們來推測如果這里當初是一個聚落的話，這個聚落可能有多少人。但如果這100多座墓的時間跨度達到了四五百年，你肯定不能把它們都算到某個特定時期的人口統計里。類似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精力去完成。所以現在要詳說這些引起大眾廣泛關注的考古遺址馬上就能解決什么問題、回答什么問題，應該還做不到。這需要在大量的基礎工作完成了的基礎之上才能夠去回答。　　另一方面，很多考古項目暫時也做不到把所在地塊上的東西都“做”完了。比如無論茶嶺、甘草嶺，還是陂頭嶺，因為是配合基建開展考古發掘，所以要說僅憑已經揭露的部分就去討論遺址原來的人口規模啊、建筑布局啊，是沒法從整體上講清楚的。茶嶺遺址出土泥質彩繪圈足罐陂頭嶺遺址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2022年開始啟動的對從化獅象遺址的主動考古項目。張強祿介紹，這個項目有它的特殊情況，它本身就是文物保護單位，而流溪河流域作為廣州水源地的保護區域對于其他方面的開發限制很嚴格。那考古工作者就比較方便扎下來做多一點，比如做個十年、二十年，盡量把這里的考古信息搜集全面，“以后這個案例的情況我就可以說多一點”。　　但這種情況畢竟是少數，張強祿表示，根據考古人員多年來的調查，在廣州東部、北部都發現了一些可能是比較重要的地點，但在現在的條件下也不可能展開主動性發掘。包括增城金蘭寺那么重要且知名的遺址，也做不到。在沒有辦法全面了解和解讀這些遺址文化內涵的前提下，要立體完整地講清楚廣州地區早期的發展情況，目前不可能。　　探索　　廣州近年在先秦和史前考古取得突破　　位于天河龍洞的華南國家植物園里，有個“廣州第一村”，它就是飛鵝嶺遺址，是廣州最早進行考古發掘的先秦遺址。1956年8月，中山大學地理系同學到廣州市東郊進行測量實習，在龍洞附近的土岡中采集到6件石斧，于是轉告了歷史系。經梁釗韜教授鑒定，是新石器時代遺物。于是，梁教授等中大歷史系的師生和市文管會的麥英豪等人一起做了第一次地面調查。隨后的考古發現表明，當時飛鵝嶺的先民已轉入了定居生活，有了比較穩定的農業生產，也兼有一定的漁獵。　　飛鵝嶺遺址的發現把廣州這片土地上人類活動的歷史向前推了一大步。之后隨著越來越多先秦遺址的發現，在史書所載的秦始皇平南越及“任囂筑城”之前的廣州地區的人類活動狀態和社會面貌也一點點地浮出水面。張強祿對記者表示，經過科學縝密的調查，現在大家對廣州范圍內先秦和史前時期的代表性的考古資源可以說已經做到了心中有數。這為未來的文物保護和基建項目的協調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廣州被評價為“中國近現代意義的田野考古學的策源地之一”。張強祿說，20世紀前半葉，廣州在高校和專業學術機構的層面上，中山大學語史所和“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相繼成立；在地方古物古跡保護的層面上，有民間考古團體——中華考古學會，和當時的官方文博機構——廣州市立博物院的成立，隨后依托廣州市立博物院又成立了中國最早的地方職業考古學團體——黃花考古學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廣州有全國第二部地區性斷代考古專著《廣州漢墓》，有南越王墓、南越國宮署遺址等“百年百大”考古發現，近年來在先秦和史前考古方面又取得許多重要的突破，在協調考古和城建等方面也做出許多有益探索。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張強祿說，在嶺南大地上，數千乃至上萬年來，人、器物、技術、思想觀念交相往來，百越族群、南島語族、海絲貿易等重要的文化名詞時時閃現。廣州是嶺南文化中心地，中國南方的“南方”。作為文化交流的橋頭堡和中轉站，廣州考古經過幾代人的接續奮斗，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相信隨著更多研究的深入，很多大家感興趣的話題，會得到更加清晰、準確的解答。　　科技　　給考古裝上“火眼金睛”　　近年來，考古的一些領域之所以能夠成功實現新突破，與創新的科技手段運用和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思路密不可分。新技術讓人的感官得以大大延伸，過去田野工作中肉眼難以察覺的許多“微痕”成為破解歷史謎題的好幫手；多學科的介入，則讓大家跳出固有思維模式的限制，更多地嘗試從前所未有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等開展的海珠區南沙港快速以東至南沙區烏洲島以北珠江流域、扶胥古運河流域進行的物探調查和潛水探摸中，專家們運用了多波束測深系統、側掃聲吶系統、磁力探測系統、淺地層剖面系統等多種技術手段。為了解水底形態和目標物情況，還采用了側掃聲吶系統并形成了水底二維聲像圖。配合水下探摸和確認工作，調查基本摸清了自黃埔古港以下至虎門大橋珠江水域（廣州轄區）水下文化遺存的分布情況。　　在增江流域考古調查中，“考古通”地理信息系統軟件、平板電腦的軌跡記錄功能、Arcmap軟件、GIS（地理信息系統）等的綜合運用，實現了遺跡遺物信息、遺址自然地理環境信息、影像信息、測繪信息等系統而全面的記錄，為構建考古信息數據庫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也大大提升了基礎數據的使用效能。　　而在松丁山、甘草嶺等遺址中，伴隨浮選法等先進的采集方式，以及豐富的實驗室分析手段的廣泛使用，不少農作物的遺存被辨識和分析出來，為研究早期人類的農業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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