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外貿史 一展看廣東

　　如果以千年為尺度，走入歷史的時空，在廣東這片海陸交匯的熱土之上，有哪些綿延不斷的精神脈絡，有哪些一望而知的文化基因？

　　10月15日，“互利天下：廣東外貿一千年”展覽在廣東省博物館開展。在為期一年的展期中，這個由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主辦，廣東省博物館（廣州魯迅紀念館）承辦的大展，將以來自廣東省博物館及全國多家文博機構珍藏的逾200件（套）文物的宏大規模，梳理出一條廣東外貿的發展脈絡，通過文物實證與制度演進的雙重敘事，乘著這跨越千年的廣東“大IP”，激揚地迎向未來。

　　唐宋元 廣東外貿實踐演進為國家法典

　　廣東在中國外貿史上猶如“先行之舟”，踞南海之濱、五嶺之南，憑借山海為屏、江河為脈的天然優勢，自唐宋市舶制度初興，至清代“一口通商”鼎盛，再到新中國廣交會創立與新時代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始終在歷史浪潮中探尋開放契機，映照國家發展與世界格局的變遷。

　　記者在現場看到，展覽以“互利天下”為主題，分為“市舶利邦”“商舶云集”“中西交匯”和“潮涌新章”四大篇章，完整呈現廣東外貿從制度萌芽到全球樞紐的演進歷程。

　　根據展覽中的介紹，從唐代開始，廣東外貿制度創新引領了國家管理體系的演進。廣東省博物館教育中心副主任王亞楠介紹，唐代市舶使主要設在廣州，最早文獻記載見于開元二年（714年）。隨后市舶使的權力增強并形成市舶機構，標志著外貿從地方兼管逐漸轉向中央垂直管控。北宋以廣東實踐為藍本，推廣市舶制度至全國沿海口岸，并于元豐三年（1080年）頒布首部相關條例。元代集唐宋外貿管理經驗之大成并加以完善，通過頒布《市舶則法》，使市舶制度正式歸入國家主導、自上而下的系統性法典之中。這種從“地方經驗”到“國家法典”的制度化演進，充分表明規則的確立不僅是保障貿易秩序的前提，更是推動繁榮、增強國力的重要路徑。

元青花人物圖玉壺春瓶

南宋金項飾

唐牙雕人像

　　明代 廣州海珠島辦起制度性“交易會”

　　明代對外貿易制度以國家安全與政務穩定為核心，海禁政策與朝貢體系貫穿始終。廣東作為海上門戶，在服從中央管控的同時，亦不斷探索地方路徑，成為制度變革的先行者。明初設寧波、泉州、廣州市舶司，將外貿納入官方體系，此時朝貢貿易側重政治外交屬性。明中期后，沿海私人海商日益活躍，以生絲、絲織品等商品推動貿易格局轉型。

　　15世紀上半葉，鄭和七次下西洋必經嶺南，廣東港口在國家海權擴展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明萬歷年間（1573—1620年），廣東地方政府在廣州城外的海珠島設立定期市集，準許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直接交易。這一制度性“交易會”體現了地方治理的務實智慧。此時的廣州與澳門，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重要樞紐。廣東進出口商品豐富，呈現出高度的制度彈性與市場活力。

　　記者在展覽中看到，明代廣州市場上的商品種類極為豐富。果蔬類有甘蔗、荔枝、龍眼、檳榔等；糧油類有大米、面、餅食、羅浮茶、鼎湖茶、冰片糖等；金屬制品有鐵、銅、錫、鐵鍋、鐵線、鐵釘、銅器、錫器等；紡織品有棉布、魚凍布、黃絲布等。“洋貨”更是多達百種以上，從各類寶石珍玩、珍禽異獸，到香料藥品、木材織物等，一應俱全。省博相關負責人介紹，在明朝，從海外諸國進口的商品中經廣東進口者為最多。據史料記載，僅葡萄牙商人每年兩次到廣州參加定期市集交易，就會帶來100萬—200萬兩白銀訂購貨物，然后由廣州經澳門，把中國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往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

　　“南澳I號”的發現，宛如塵封數百年的時空膠囊，將明代萬歷年間的海貿盛況生動展現在世人眼前。該沉船位于廣東南澳縣三點金海域，船上裝載的商品主要為來自粵東、閩南、江西等地民間窯口生產的青花瓷器，種類繁多，造型精美，揭示了商品化程度較高的貿易網絡與供應鏈體系。從船體結構、貨物堆疊到生活器具的配置，無不體現出彼時外貿航行的高度組織性與專業化。

明金錠

　　清代 廣州在全球海貿體系中脫穎而出

　　17世紀末開始，歐美及世界各地的商船薈萃于廣州，廣東對外貿易形成了一套獨特且成熟的管理體系。在這一制度下，粵海關與兩廣總督密切協作，建立起一套以管理為核心、以制度調節為保障的貿易監管機制。廣州之所以能長期維持中外商貿重鎮地位，得益于其制度的相對靈活與有效調控，既能保障國家利益與財政收益，又能回應外商需求、穩定貿易關系。在貿易控制與價格競爭之間取得微妙平衡，使廣州在全球海貿體系中脫穎而出。歐洲“中國熱”風潮涌動，廣東制作的外銷品成為關鍵媒介。

　　展覽中的一件清乾隆廣彩十三行通景圖大碗，正是這種獨特貿易地位的見證。這種大碗是歐洲人在宴會上調盛果酒之用，也稱潘趣碗。外壁以通景彩繪方式描繪了廣州十三行商館的面貌，上面繪有丹麥、法國、奧地利、瑞典、英國和荷蘭的國旗，以及炮臺、粵海關、小船、船夫、中外商人等，還有包裝和搬運茶葉、裝車舢板等場景。1757年“一口通商”后近百年，廣東既是全國連接世界經濟的關鍵節點，形成以廣州為核心的外向型貿易網絡，也是中西文化交流通道。十三行對于廣州乃至整個中國的對外貿易史都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在一件清康熙款琺瑯彩花碟紋碗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琺瑯彩瓷是將銅胎畫琺瑯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燒制的彩瓷新品種。以雍正、乾隆時期的產量最大，是詩、書、畫、印相結合的藝術珍品。琺瑯料在雍正六年（1728年）前需依賴從歐洲進口，雍正六年后，清宮造辦處已能自煉20余種琺瑯料，而且色彩種類比進口彩料更為豐富，遂使琺瑯彩瓷器的生產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

清乾隆廣彩十三行通景圖大碗

清乾隆銅鍍金自開門三星報喜葫蘆式鐘

　　從廣交會徽章到太平廠手袋

　　折射廣東在對外開放中的關鍵角色

　　展覽中，一套歷屆廣交會徽章吸引了眾多觀眾的目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廣東憑借地緣優勢與僑資基礎，繼續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扮演關鍵角色。1956年，廣州舉辦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翌年正式創辦“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以下簡稱廣交會），為國家開辟出一條“以貿破局”的發展路徑。此后幾十年間，廣交會成為中國對外貿易最具代表性的國家級展會平臺，被譽為“友誼的紐帶、貿易的橋梁”。2007年，第101屆廣交會正式更名為“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由單向出口平臺轉型為雙向交流窗口，展現出開放型經濟日益成熟的時代特征。

　　在旁側的一個展柜內，一塊碩大的白底黑字“東莞縣太平手袋廠”招牌十分醒目。它的旁邊是兩個生產于20世紀80年代的手袋。太平手袋廠是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相關負責人介紹，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獲得“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戰略授權，率先突破傳統外貿體制，開啟“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探索之路。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實施、經營權的逐步下放、加工貿易的蓬勃發展，極大地釋放了市場活力，也培育出一批“走出去”的企業主體。進入新時代，廣東緊抓制度型開放機遇，依托廣州南沙、深圳前海蛇口、珠海橫琴三大片區建設自貿試驗區，不斷探索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新路徑。同時，廣東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動規則對接、標準互通，探索共建共享的區域協同機制。從率先試點到引領轉型，廣東不僅保持全國外貿總量的領先地位，也為中國對外開放模式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樣本。

　　“互利天下：廣東外貿一千年”用文物講故事，用文化講發展。展覽打造了“廣東外貿史”這樣一個“大IP”，讓更多的人能夠看到廣東在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中的擔當和貢獻。展覽也是一個非常鮮活的“思政課堂”，借助實物陳列、影像呈現，以及數字化的手段，讓觀者能夠在文物和故事中感受到中華文明的精神力量。同時，展覽也為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的制度和知識體系，提供了非常好的經驗和啟示。

　　——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駱紅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