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接受專訪：建設“三大世界級平臺” 打造可持續發展“南沙樣本”　　近日，國務院印發《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以下簡稱《南沙方案》），支持南沙打造成為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臺。　　為此，記者獨家視頻連線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鄭永年暢談他對《南沙方案》，對廣州南沙發展未來的期待與看法，并對南沙將如何打造成為“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臺”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鄭永年看來，《南沙方案》最大的亮點，就是這是一個綜合性的方案，強調“城市”的整體概念，而非僅僅是一個“功能區”的概念。他認為，南沙要打造世界級金融平臺、世界級科創-制造產業平臺和世界級科教平臺，同時也要實現教育、醫療等配套政策的國際化，從而吸引高端國際化人才的聚集，打造可持續發展的“南沙樣本”。鄭永年　　談南沙新定位　　南沙要秉承改革開放精神“殺出一條血路來”　　記者：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基礎上，國家出臺《南沙方案》，為何要支持南沙打造這一重大戰略性平臺，其在大灣區建設中扮演著怎樣的新角色？三大粵港澳合作發展重大平臺如何實現1+1+1>3?　　鄭永年：《南沙方案》不僅僅是廣州的利好，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認為，《南沙方案》的三個關鍵詞，分別是“灣區”“港澳”和“世界”。要理解這三個詞，必須放到我們整個國家發展的大背景中去。不久前，國家發布了要“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這其實是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基礎。所以，無論是橫琴、前海，還是南沙，都是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來考慮的，而不僅僅是一個地方發展項目，不僅僅是廣州的項目、廣東的項目、大灣區的項目，而是國家的項目。根據國家部署，橫琴主要對接澳門、前海主要對接香港，南沙既對接香港、也對接澳門，所以南沙要打造成大灣區建設的標桿，這與橫琴、前海所承擔的功能有所不同。　　此外，“面向世界”這個關鍵詞，正是強調了南沙的“國際性”。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區域的成長，本身就是在外循環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形成了出口為導向的開放經濟體。當前，面臨世界地緣政治大變局，這樣的外向型經濟體是否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全世界也都很關注。因此，南沙可以建設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鏈接點”。　　我認為，南沙、橫琴、前海的建設應該是“一體化”考慮的，以點帶面，擴散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助力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真正融合。這不僅僅是數量上1+1+1>3的概念，而要有更高的站位、更大的格局，體現的是國家在新發展階段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決心。從國際規則的角度看，我認為也可以稱之為以制度型開放為核心的“第三次開放”。　　記者：在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打造成為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臺過程中，廣州南沙的優勢是什么？　　鄭永年：在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中，廣州南沙的空間腹地大是一個優勢，開發是要有規模效應的，所以這與空間有關。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先行先試”“以點帶面”的特點，在“點”上試驗成功，再進行擴散。我想南沙也是這樣，所以，具有足夠的地理空間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南沙的優勢不僅在于地理空間，橫琴、前海、南沙這三個平臺，最終的目標是融合，是實現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這樣看來，南沙要把港澳規則與內地規則相銜接融合，這比空間更重要。　　所以我們一定要意識到，南沙的任務非常重大，要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先行探索、積累經驗，以點帶面，引領帶動粵港澳全面深化合作。南沙一定要以改革開放的精神“殺出一條血路來”。　　談南沙新亮點　　打造世界級金融平臺、世界級科創-制造產業平臺、世界級科教平臺　　記者：稅收政策是很多人非常關注的，不少人看來這是《南沙方案》中的一個亮點，您怎么看？在您看來，《南沙方案》的最大亮點是什么？　　鄭永年：在我看來，稅收政策是個可見的亮點，是我們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們面向世界、全面合作的切入點，但我并不認為這是整個方案的最大亮點，最大的亮點是南沙方案的綜合性、全方位，強調“城市”的整體概念，而非僅僅是一個“功能區”的概念，吸引高端國際化人才聚集到南沙，打造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南沙樣本”。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如今，從理念、思想，到政策以及具體落實，可以說已經基本成型，讓融合發展有了可見的落地實現。我認為，應該以南沙為抓手，在大灣區打造世界級金融平臺、世界級科創-制造產業平臺和世界級科教平臺。　　一是打造世界級金融平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深圳在大力發展金融，廣州則是華南地區金融監管機構的所在地，新落戶廣州南沙的廣州期貨交易所是我國首家混合所有制的交易所，雖然已經有了較好的基礎，然而粵港澳大灣區仍未真正實現世界級的金融平臺。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大量的錢還是躺在銀行里，還僅僅是“錢”，而沒有形成“資本”，要把“錢”變成“資本”，就要依靠金融。所以我認為，可以以南沙等平臺為牽引，推動香港、深圳、廣州合作，共同打造世界級的金融平臺。　　二是打造世界級科創-制造產業平臺。打造這樣的平臺至少需要三個條件，首先就是有科技創新、有技術，其次是要有風險投資，再次是要有把技術轉化為產業的企業。從大灣區的視角看，廣州有基礎研究，有強大的制造業基礎，也在大力發展科創產業，但還是缺少真正的風險投資，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與香港是非常互補的，共同打造世界級的科創與制造業大平臺，暢通國際風投資本的進入渠道，服務壯大灣區的科創與制造產業。　　三是打造世界級科教平臺。基礎教育與大學教育都非常重要。縱觀粵港澳大灣區，廣州深圳教育資源豐富；香港目前有6所世界排名位列前500的大學，其中4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大。在我看來，單論大學的教育及科研水平，灣區內地城市短時間內仍無法超越香港，但廣深制造業發達，培育了科研成果轉化的土壤。對于香港來說，香港大學的基礎研究能力有目共睹，但是它缺乏科研成果轉化的空間和企業，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應該整合資源，打造世界級的科教平臺。　　如果從建設這三大平臺的角度來看，其實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南沙方案》。本身既有經濟發展的部分，也有配套的教育、醫療等政策，不僅僅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是實現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記者：您談到的“城市”概念可以如何理解？南沙是廣州的城市副中心，在南沙的城市規劃建設方面，將如何協同港澳，建設出既要有港澳人士熟悉，也要有廣州特色，同時又具備國際一流的國際化城市空間環境？　　鄭永年：《南沙方案》之所以是一個綜合性方案，正是因為它特別強調“城市”的概念，而不僅僅是一個“功能區”的概念。　　在我看來，一些歐美國家在危機過后，為何技術還能升級？這是因為在這些地方已經形成“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級經濟平臺”，優質的生產要素在這些平臺得到很好的發展，能吸引大量資本、技術和人才。　　因此，在南沙打造“三大平臺”，其實就是要建設這樣的“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級經濟平臺”。當我們實現了產業升級、經濟發展之后，我們要看到，我們應該實現城市的整體升級。在一座城市里，產業、教育、人才等各方面其實是一個“共同體”。所以我認為，南沙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以人的需求出發，實現真正的均衡發展、可持續發展，打造一個新型的世界級平臺。　　南沙要實現這樣的大開放大發展，就必須要走自己的路，要“擼起袖子加油干”，把南沙的開放發展寫在我們祖國的大地上！　　談南沙新任務　　“全面合作”是“面向世界”的前提　　灣區城市要形成合力走向世界　　記者：《南沙方案》強調，南沙要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關鍵詞分別是“面向世界”和“全面合作”，您如何理解？　　鄭永年：“面向世界”和“全面合作”，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全面合作”是“面向世界”的前提。具體來看，全面合作也是分層次的。　　首先，灣區內的各個城市要合作，內地九座城市要與港澳合作。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合力，才能走向世界。　　其次，在全面合作中，我們非常強調規則對接，要實現全方位的規則對接，因此《南沙方案》涉及包括科技創新產業合作、青年創業就業、宜居宜業宜游等方面。改革開放的成功秘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與國際接軌，通過開放倒逼改革，通過自我改革實現與世界接軌。過去的開放中，我們的貨物、商品“走出去”了。當我們走到現在，要實現“面向世界”，是時候實現規則的“走出去”。　　分析具體條文看，《南沙方案》中提到的企業所得稅的問題、個人所得稅的問題，都是與世界對接的體現，也給企業與人才帶來真正的“獲得感”，這樣才能讓南沙真正實現與港澳的“全面合作”，為南沙“面向世界”提供足夠的國際競爭力。　　此外，當前的國際競爭已經成為人才的競爭。如果只是資本來了、技術來了，但人才不來，可能就只是為了“套利”，利用這里的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只有人才來了這才是真的來了。　　所以，我們談“面向世界”“全面合作”，必須有具體的、可見的、有獲得感的政策支撐，才能真正地吸引資本、技術與人才，從而提升整體的競爭力。　　記者：關于“面向世界”，您曾撰文建議，要加快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型開放試驗區，引領中國“第三次開放”。《南沙方案》中提出，要對標CPTPP、DEPA等自貿協定加大壓力測試力度。在這一領域，南沙可以如何發力，打造國際經濟合作前沿地？　　鄭永年：改革開放時，廣東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來”，這不是一句輕巧的話，而是當時我們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要頂住國內國際的巨大壓力，摸著石頭過河。如今，環境變化了，也是在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交織的壓力之下，我們的開放更應該是主動開放，甚至是單邊開放。　　當前，中國同時申請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并為此開展了積極準備。過去，我們在加入WTO時，為此系統性地修改了我國的法律法規政策體系，和國際接軌。CPTPP和DEPA實際上比WTO規則更開放，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從南沙做起。這絕不是僅僅是一個姿態，而是為了我們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在國際上履行一個大國的責任與擔當。因此，南沙、橫琴、前海的開放，正是中國“第三次開放”的重要抓手。所以，我希望南沙成為中國這一輪開放的一個亮點。　　記者：從合作模式來看，要如何能夠實現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您曾提出要將港澳規則應用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則一體化的現實策略，能否具體談談？　　鄭永年:在創新合作模式方面，無論是采取法定機構或聘任制的方式，還是建立由政府、行業協會商會、智庫機構、專家學者等代表共同參與的發展咨詢委員會，都需要南沙的進一步探索。　　尤其是南沙已經建立了廣州南沙粵港合作咨詢委員會這樣的交流合作機制，將不同的利益相關方聚集在一起，其實也是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具體體現，也更符合國際上通行的規則，政府要搭臺，但企業才是主體。　　記者：《南沙方案》明確提出，要建設科技創新產業合作基地，明確推進粵港澳產業合作不斷深化，區域創新與產業轉化體系初步構建。您認為南沙將如何依托原有的產業基礎，立足灣區、攜手港澳，實現新突破？　　鄭永年：在科技創新產業合作方面，我認為同樣首先要遵循“全面合作”的原則。例如，歐盟的強大是建立在勞動分工之上，而非惡性競爭。從我們中國內部來說，長三角地區也建設了很好的勞動分工協作體系。因此，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粵港澳大灣區借鑒的。再延伸一點談，不僅是科技創新產業，在各產業都是如此，勞動分工的目標就是大家“把餅做大”，因此不能簡單重復，而要科學分工。以南沙具有優勢的港口物流經濟來看，現在我們有了廣州港、深圳港，灣區的港口越來越多，這是分工合作推動整體經濟發展的結果。所以，不能形成行業的惡性競爭，應該形成合力提供優質服務。廣州港南沙港區　　其次，科技創新產業合作最需要的是國際化人才。而對于科技產業來說，人才不僅僅是人才的概念，更是思想的概念。物體的融合，也許只是做大一點的“物理反應”，而不同背景的人才帶來不同的思想、理念相互碰撞，則會產生化學反應。這也是《南沙方案》中“面向世界”的重要表現。　　再次，無論是產業還是人才，前提都是規則的對接。所以我提出，將港澳規則應用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通過“香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則一體化。這是因為港澳的規則其實已經是國際上所接受的，如消費者權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醫療教育體系和國際自由貿易港等。　　南沙的任務非常重大，要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先行探索、積累經驗，以點帶面，引領帶動粵港澳全面深化合作。南沙一定要以改革開放的精神“殺出一條血路來”。　　《南沙方案》不僅是廣州的利好，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認為，《南沙方案》的三個關鍵詞，分別是“灣區”“港澳”和“世界”。　　我認為，南沙、橫琴、前海的建設應該是“一體化”考慮的，以點帶面，擴散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助力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真正融合。　　當我們實現了產業升級、經濟發展之后，我們要看到，我們應該實現城市的整體升級。在一座城市里，產業、教育、人才等各方面其實是一個“共同體”。所以我認為，南沙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以人的需求出發，實現真正的均衡發展、可持續發展，打造一個新型的世界級平臺。　　《南沙方案》中提到的企業所得稅的問題、個人所得稅的問題，都是與世界對接的體現，也給企業與人才帶來真正的“獲得感”，這樣才能讓南沙真正實現與港澳的“全面合作”，為南沙“面向世界”提供足夠的國際競爭力。